△汉书地理志补注（清吴卓信）
阅常熟吴卓信立峰（一字项儒。）《汉书》、《地理志补注》一百零三卷，计二十册。立峰为常熟老诸生，其稿初归李申耆。道光二十八年，泾人包慎言孟开刻之。李记言其所著尚有《三国志补注》、《广说亲》等书，己佚不传。包序言李得此稿时，年已七十，笃老不复能手勘，故讹误甚多。孟开属其妹胥杨廷胪校正之。廷胪名传第，常州人，辛酉殉亲死汴中，予有诗哭之者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二十九日
阅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卓信字立峰，一字顼儒，常熟生员，卒年六十余，所著尚有《三国志补注》及《广说亲》，皆已佚；又有古文集，同县陈揆为刻之，亦不传。此书共一百三卷，李申耆钞得其副，后归潘芸阁侍郎，（锡恩）道光二十八年泾人包孟开（慎言慎伯族子。）始为刻之江宁。其书取班《志》原文，每句之下，引证诸书，搜采颇备，间亦附以按语，其于顾氏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全氏（祖望）《地理志稽疑》、钱氏坫《新斟注地理志》，采取尤多。然其各郡下所下今某地者，亦时有舛漏，又校勘粗疏，误文甚众，为可惜也。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十月二十七日
比日兼阅吴项儒《补注》，其书采掇甚勤，间亦正定谬疑，多有心得。然有三大病：引古人已佚之书，不著所本，一也；以意添改旧文，二也；袭他人之说，以为已有，三也。又不通小学，如豫章之赣，以为章贡合流，字当为赣，不知赣本古贡字，读赣为感，乃豫章方音，亦声之相转，此县自以赣江得名，其同郡之新淦，亦即此水此音，惟字异耳。其地虽有章水合流，并无领字，后人妄造，所谓俗谬不合六书者也。巴郡之朐忍，以为字当作胸腮，音蠢闰，即曲嬗虫，不知此本以朐忍山得名，本志《续志》、《晋志》皆作朐忍；《说文》亦作朐忍。自阚骃《三十州志》误音朐为春，又云其地下湿多朐忍虫。因以名县，（见后汉书吴汉傅注引。）于是后人遂有蠢润闰蠢等音，改其字为胸腮，而《说文新附》及《广韵》、《集韵》等书，皆有此两字矣，然即谓是曲嬗，则正朐忍两字之音转。古所云丘蚓（说文本文作嫔。）丘音区而朐音劬，与区叠韵兼双声也。武威之揞次谓晋以后作揖次，其改名之故未详，不知揖是揞字之误。隶书胥作骨，遂误为揖也。其徵引虽博，而如傅氏之《行水金监》、戴氏之《水经注校本》、王氏之《读书杂志》，最名一时，尤为注此志者所必不可少，而皆未之见，亦其疏也。（其文之误脱，一叶中多至十余字。乃至本志及续志之文，亦全不勘对。包孟开序言属杨汀芦及其族弟兴言校正，而其疏若此，乃知包氏之学，于此等事固绝不留意也。）
十一月十一日《人表考》，清梁玉绳撰
阅《人表考》。梁氏于此书致力甚深，引证宏奥，几出马三代之上，卓然可传。惜好著议论，多涉迂腐，又往往杂引鄙倍之文，不知别择，自累其书，盖尚不免学究习气也。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四月二十六日
△汉书注校补（清周寿昌）
阅荇丈《汉书注校补》，已第十八次写本矣。校证甚密，诂训尤精。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六月初三日
阅荇丈《汉书注校补》本纪一册，其用力甚精专，自言第十八次写本矣。引证高窍，于音训文义尤详慎。其辨秦及汉初用亥正一条，谓皆改月改时，驳王伯申先生谓秦汉以十月为岁首而不改时月，有十七证之非，其说最辩。又谓粤越虽一字，然春秋后越国之越无作粤者，犹郊之不作蓟，许之不作鄦，故百越之越可通作粤，吴越之越不通作粤，所以重别国名，其论亦墒。今日为附签四条，又校误脱三条。
六月初十日
阅荇丈《汉书注校补》、《百官公卿表》、《艺文志》、《地理志》。荇丈贯洽全书，于表志甚精，尤用力于地理，可卓然不朽矣。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二月廿九日
△汉书补注（清王先谦）
阅王益吾祭酒《汉书补注》、《武五子传》一卷，采取矜慎，体例甚善，其附己见，亦俱精墒，尤详于舆地。张守节《史记正义》所长，即在此一事。又多采沈文起《汉书疏证》之说。此书闻稿本在上海郁氏，余尚未见，不知祭酒何从得之，晤时当询之也。
光储辛巳（一八八一）七月二十六日
△后汉书（刘宋范晔）
夜阅《后汉书》，劄记一二则：母有呼子以字者，张劭母呼劭曰元伯，赵苞母呼苞曰威豪是也。
袁安之玄孙闳，以奉高之字称于世，见《郭泰传》及《黄宪传》。而闳《传》但云字夏甫，不言奉庙，然则东汉人已有二字者矣。（按此处有后来补记云：袁闳字夏甫，袁阆字奉高，乃别一人。今范《书》于黄宪郭林宗《传》阎字皆误作闳，后人遂沿其谲，予已孜正之。然东汉人却有二字者，隗嚣将王元字惠孟，见嚣《传》注引《三辅决录》；而《马援传》称之曰王游翁。王延寿字文考，而注引《博物志》称之曰王子山。（尊客自记））
韩融与苟爽郑玄同以高隐名，见申屠蟠等传；而融附见其父韶传，乃仅言其官终太仆，余无一事可纪。陈重雷义之交谊，与张劭范式并称；而《袁敞传》乃载雷陈二人为人请托，此史家散文见意处。（陈雷事钱竹汀廿二史孜异中亦言之）
咸丰戊午（一八五八）十一月初四日夜读《后汉书》，劄记二则：
和熹邓后之贤，亚于明德。史于后纪中，盛赞其徽美，然迹其有不肯立平原王，安帝已长，终不还政，俱有可议。史故于《安帝赞》中，指其计金授官诸弊政，而有哲妇家索之讥。又于周章杜根传中，一言其贪孩抱立殇帝，又平原王疾本非痼，以前既不立，恐后为怨，乃立安帝。一言其临朝权在外戚。乃知史讳之于纪而散见他纪传中，盖以邓为贤后不欲加贬，固善善从长之义也。至史称邓隙淳谨冤死。然据林传，则擅专之罪已著，而周章至欲矫诏诛之，想见其人，当优于窦宪而绌于马廖矣。
顾亭林论蔡邕之颂胡广黄琼，几于老韩同传，即使幸成《汉书》，必为秽史。然此颂乃系熹平六年，灵帝思感二人，图画于省内，诏邕为之颂，是其应制之作，非由于己，不得为讥。予按邕尝议以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宜去其庙号，董卓从而奏行，此真小人无忌惮之尤。夫礼祖有功而宗有德，然列朝既已加崇，岂得一旦臣子妄议斥革。况当卓之世，帝可废可杀，太后可弑，而先帝独不可滥膺一宗号乎！是其调媚奸臣，削弱王室，无君之心，莫此为甚。汉法擅议宗庙者弃市，惜王子师不能以此正言诛之耳。其后唐末苏楷附朱全忠，请改昭宗谥号，至后唐时将正其罪，惜遂忧怖而死，是犹邕作之俑也。
咸丰庚申（一八六○）闰三月初五日
读《后汉书》、《南匈奴传》、《乌桓传》、《鲜卑传》。范史于外国传殊不经意，盖蔚宗生江右，不知西北事，故诸传多失考核。然叙致严谨，接续分明，自是良史。章怀注甚荒略，视以前之注优劣悬绝，固以草草终卷故也。又读《西羌传》序论、《西域传》序论，辞义并精。其论西羌，追咎赵充国之迁先零于内地，马文渊之徙当煎于三辅；论匈奴，致罪窦宪燕然之捷，不复南单于于阴山，而更立北单于于故庭，遂令南虏久居河西，终乱华夏，皆识见绝高，不仅为当时中原未复，创深索虏言耳。
九月二十三日
读《后汉书》、《光武纪》、《明帝纪》、《章帝纪》、《和帝纪》、《殇帝纪》。《后汉书》中八志，乃晋司马彪《续汉书志》，自来多误为范氏作。国朝朱氏彝尊、钱氏大听、纪氏昀、王氏鸣盛、洪氏颐煊、赵氏翼，皆辨正之，今日为遍录于汲板范书之首。惟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则尚未确。《梁书》及《南史》、《刘昭本传》俱仅云昭注范晔书，而昭自序云：范志全阙，乃借司马《续书》八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是合司马《志》于范书，乃始于昭。故《隋书》、《经籍志》云：《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哗本，梁剡令刘昭注，即今所传帝纪十二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八卷是也。计共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写偶误耳。王氏谓章怀太子既用刘昭本《后汉书》，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者，以注纪传易，注志难，故避难趋易云云。钱氏谓章怀本仅注范《书》，以志系司马书，故仍昭之旧注，不为更易，此说得之。当日有唐文治极盛，亲王朱邸，文学之士甚多，况既有旧注，但加考正，集众手以成完书，何难之有耶？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年）三月初八日
予于戊午日记，曾疑东汉《袁闳传》言字夏甫，而《黄宪传》又称其字奉高，谓古人有二字，姑见于此。今阅洪氏颐煊《读书丛录》，言奉高是袁阆字。因按范《书》第五十六卷《王龚传》，言龚迁汝南太守，引进郡人黄宪陈蕃等。宪虽不屈，蕃遂就吏，龚不即召见，乃留记谢病去。龚怒，使除其录，功曹袁阆谏曰云云。又云阆字奉高；数辞公府之命，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又按第五十三卷《黄宪传》，言颍川荀淑至袁闳所，章怀于闳下注云一作阆。然则阆字奉高，史书具有明文，而宪传之袁闳，皆为阆字之误。章怀所注者乃是误本。其云一作阆者，乃别据一不误之本。独思宪传与龚传仅隔两卷，章怀又见他本之作阆，乃不能援以改正，反注奉高为闳字，可谓率谬。足见当时东官僚属，各人分注，不相证核也。予于各史自谓于范《书》最留意，乃亦未曾检出，看书卤莽，深可愧汗。自来读史者亦无人纠及，诗文家遂相承用，以奉高为袁闳。夫古人无二字，闳传又言其恬静不事交游，后遂居土室不出，固与《黄宪传》中所言不符。顾非经洪氏指出，世无觉者，甚矣读书之难也！
六月十二日
阅《后汉书》。《灵帝纪》，光和二年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并下狱死。并字下当增有罪二字。
《献帝纪》，建安五年，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下，当增曹操杀董贵人一句。十九年曹操杀皇后伏氏，杀字当作弑。改皇后传为纪，创于范《书》，明帝后匹也。臣子害母后，何得云杀？（中平六年董卓杀皇太后何氏，杀亦当作弑。）
灵帝崩时，皇子辩即位，皇后临朝，而未腧年改元，谥之曰灵。其时何进为大将军，袁隗为太傅，刘虞为太尉，在幽州，丁宫为司徒，刘宏为司空，不知何人竟能据正直言，加君父以恶谥？三代而下，惟此事最存古道。其陵号曰文陵者，盖以灵帝好文学，尝自撰《皇羲编》五十篇；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又置鸿都门学生；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按今后汉书各本灵帝纪尚书上皆脱古文二字。）《毛诗》、《左氏》、《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故昭其政治之阙于谥法，而存其好文之美于陵号，谥与陵美恶不想应，尤千古仅事。蔚宗论曰：灵帝之为灵也优哉，从左传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句更申一义，语极有味。
《献帝记》建安元年，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院等十三人为列侯，按此下四年云卫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是承未尝为辅国将军。伏完世袭不其侯爵，时己早为列侯。据《献帝伏皇后纪》，建安元年拜完辅国将军，仪比三司，是则此纪当云拜执金吾伏完为辅国将军，封卫将军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史文传写脱误故也。王氏《十七史商摧》谓董承下衍一为字，尚失之不考。《董卓传》云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余人为列侯，亦误。章怀于卓传注引袁宏《后汉记》，误与此同。范氏盖承袁氏之误，其十三人当云十二人。
北乡侯以三月即位，至十月薨，尚未改元，史称少帝。弘雇工以四月即位，九月被废，已两改元。（光喜昭宁。）而北乡侯系枝属，为阎氏所私立，顺帝时尚有追加尊谥之议；弘农王乃灵帝皇长子，继体正位，时年已十七，为贼臣所废弑，谥曰怀王，乃献帝时未有议追尊者。盖王允诛卓后，即遭李郭之乱，未及建议。及李郭平后，曹操专政，操虽名讨卓而实以卓为法，岂尚念弘农之事？献帝危若累卵，自不能追崇其兄也。《献帝本纪》初平元年董卓杀弘农王，杀亦当作弑。
《马融传论》，虽贬其屈节梁氏，然颇有恕辞。盖季长大儒，不欲深斥，故别创议论，为留余地。而辞曲旨晦，其义末安。末后数语，尤为乖谬，全失史家惩劝之旨。蔚宗良史，其议论尤别白忠佞，无少隐贷，独于此传失之，足见作史者不可存私意，而文人自相回护，亦结习使然。
崔氏自骃以后，世载名德，烈亦有重名，历位郡守九卿，徒以自廷尉入钱五百万拜司徒一事，遂为千载口实。然同时若段樊陵张温等之登公位，皆先输货财，史家已有明文，其时要尚不止此数人。按《灵帝本纪》，光和元年初开西邸责官，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至中平六年灵帝崩，其间十二年中，为太尉者则有张显陈球段刘宽许有 杨赐邓盛张延张温崔烈曹嵩樊陵马日弹刘虞；为司徒者，则有刘合杨赐阵袁隗崔烈许相了宫；为司空者，则有来艳袁逢张济张温杨赐许相丁宫刘弘。其中或惟杨赐刘宽，以侍讲之恩，尊同帝师，不必以礼钱进，他人未必不由乎此。而古今皆盛传崔烈，为众丑所归，虽由其子以铜臭一语，扬名显亲，作史者遂于其传中故加采色以为写照，盖亦以烈为名士，故责备者多耳。其后李催等陷长安城，烈时为城门校尉战死，是烈且殉国难，终不失为名士。乃蔚宗于《献帝纪》尚书其战殁，而烈传但言为乱兵所杀，岂死节之贤，尚不足洗入钱之臭乎？读史者所当为昭雪焉。烈子钧既以两字雅谵宠其父，而后为西河太守，与袁绍俱起兵山东，弃亲不顾，致陷父于狱，其不为太傅袁隗之绩者几希。烈虽幸脱卓之虎口，钧之罪不足赎也。蔚宗于《李通传论》，深讥其从光武起兵，陷父于死，自湛其族以取封侯，若钧者真证父攘羊之臭人矣。
《灵帝纪》言卖公千万，卿五百万，而《崔烈传》言因傅母入钱五百万。拜日，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耶？按汉拜三公，多由九卿，其以光禄大夫太中大夫将作大匠及诸校尉得之者，十不一二。烈以中平二年拜司徒，去光和元年始开卖爵时已越八载，独仅入例钱之半，盖以名士故减价得之。是其时名士犹值钱也。
灵帝虽私卖公卿，然若本纪，中平五年三月永乐少府樊陵为太尉。六月丙寅大风，太尉樊陵罢。史言陵以入钱得公者，乃居位仅逾月，即以大风策免。收西邸私卖之礼钱，而仍用灾异策免之祖制，直是诈取财货，可发一笑。而陵以九卿出财千万，作公一月，亦云屈矣！
东汉尚书之权，重于三公。故自安顺以后，大将军及三公秉政者，皆加录尚书事，始于章帝即位，以赵为太傅，并录尚书事。至安帝延光四年，北乡侯即位，司徒刘为太尉，参录尚书事。云参录者，盖其时阎后临朝，以后兄阎显为车骑将军，专政，必以愿录尚书，故三公仅得参录。其后献帝建安元年，曹操以镇东将军初至洛阳，自领司隶校尉，即录尚书事，遂专汉政。讫于南北朝，凡篡祚移鼎者，无不先录尚书事，称为录公。
《和熹邓后纪论》，有曰建光之后，王柄有归，遂乃名贤戮辱，便孽党进，故知持权引谤，所幸者非己，云云。是称邓后之德，直不亚马后，而安帝为不克负荷。乃《安帝纪论》，则又曰：孝安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既云哲妇，亦惟家之索，云云，则全归过于邓后。虽史家美恶，不妨彼此互见，然太相矛盾，未免轻重失伦。哲妇家索之语，用之母后，亦有未合。
自汉以后，蔚宗最为良史，删繁举要，多得其宜。其论赞剖别贤否，指陈得失，皆有特见，远过马班陈寿，余不足论矣。予尤爱者，其中如《儒林传论》、左雄周举黄琼黄碗传论、陈蕃传论、《党锢传序》、李膺范滂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推明儒术气节之足以维持天下，反复唱叹，可歌可泣，令人百读不厌，真奇作也！其他佳制，固尚不乏，而数篇尤有关系。范《书》以外，惟欧阳《五代史》欧宋《新唐书》诸论赞，虽醇疵互见，文亦时病结辖，然究多名篇，可以玩味。范《书》可指驳者甚少，宋人若赵明诚洪迈王楸辈，间及数条。近得王西庄《十七史商榷》洪氏《读书丛录》，考核加详。予偶有所见，注于范《书》中者，往往为二书所已有，深叹后人著书之难。今日无事，静阅诸纪传，取诸条摘出之，皆二书所未及者。非好与昔贤为难，亦读范《书》者所不可少，思为蔚宗之功臣耳。
六月二十六日
《后汉书》、《陈宠传》云，弘崇晏晏。章怀注，晏晏温和也。引《尚书考灵曜》曰，尧聪明文思晏晏。予按聪明文思晏晏，即今《尧典》文钦明文思安安也。此盖是今文家语。范《书》、《何敞传》曰，明公履晏晏之纯德。又曰：陛下履晏晏之姿，足见当时习用此语。晏晏即安安，训温和者非是。《郭躬传》云：父弘，习《小杜律》。注云小杜者，牡周少子延年也。按前《书》，周与延年俱著律令，而弘习小杜者，盖以周持法刻深，延年稍平恕耳。故弘世传法律，皆以宽平称。而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当时盛习经学，广集门徒，以法家讲授者，陆此一事，而徒众如是之盛，亦近人竞为刀笔者之滥觞也。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五月十六日
《后汉书》、《方术传》，昔人讥其载唐长房蓟子训左慈等事；阳涉不经，有乖史法。然范氏于《华佗传》末，明言汉世异术之士甚众，虽云不经，而亦有不可诬，故简其美者，列于传末，其下列冷寿光唐虞鲁女生徐登赵炳费长房蓟子训刘根左慈计子勋（此人传仅四十五字，所记只自克死日一事，前人谓即蓟子训，蔚宗误列为两人者是也。）上成公解奴辜张貂趋圣卿编育意寿光侯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王真郝孟节王和平等二十二人，原本盖皆联缀佗传之后，并不提行，故虽事涉怪异者，亦采附之，不足为蔚宗病也。（其以前之王乔，人事杳冥，亦宜附厕费长房蓟子训之间。）惟傅中所载郭宪谢夷吾李合樊英廖扶公沙穆六人，不宜厕之术士。郭宪风节觥觥，为时名卿。李合樊英公沙穆皆儒者；合历位三公，有忠臣节；英以处士负重名，与郭宪皆当入列传。夷吾所至政绩尤异，穆治县有神明之称，皆当入循吏传。扶操履粹然，宜入独行传。蔚宗纪郭宪之异，只噗酒灭火一事；樊英亦仅称其嗽水灭火，则乐巴亦有此事，何以入之列传乎？至夷吾之觇人将死，合之占知使星，扶之豫测岁荒，穆之无备大水，尤不得以术数概之矣。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正月初八日
读《后汉书》。蔚宗自论此书云：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比方班氏，非但不愧。愚谓范氏此言，自翔非过。然其最佳者，如《郑康成傅论》、《左雄周举黄琼传论》、《陈蕃传论》、《李膺传论》、《宦者传序》、《儒林传论》，兴高采烈，辞深理精，以云奇文，实超前古。次则《曹衰传论》、《丁鸿传论》、《邓彪张禹胡广诸人传论》、《蔡邕传论》、《李固传论》、《张奂传论》、《孔融传论》、《樊英傅论》、（英在方术传。）《张俭传论》、《卢植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抑扬反覆，激烈悲壮，令人百读不厌。它若《李通传论》，则讥其陷父以傲幸；《桓荣传论》，则讥其为学以取荣；《臧洪传论》，则惜其徒死之无益；《郭林宗传论》，则疑其知人之过圣；凡兹卓识，多出恒裁。至于荀爽荀或，实非贞士，而慈明之论，既表其图董之智；文若之论，又褒其为汉之忠，此之立言，犹为过当。盖徇乎流俗之誉，未照其隐遁之情，要亦善善从长，义存匡世，伉慨奋发，可见其心。大抵蔚宗所著论，在崇经学，扶名教，进处士，振清议，闻之者兴起，读之者感慕，以视马班，文章高古则胜之，其风励雅俗，哀感顽艳，固不及也。具斯良史之才，而陷逆臣之辟，事出暧昧，辞尤枝梧，史传所书，显由诬构。近儒王西庄氏力为申辨，载所著《十七史商榷》中，其事甚明，奇冤始雪。盖蔚宗此狱，揆之以事以势，以情以理，皆所必无。《宋书》、《南史》，亦皆游移其辞，本无显据，实由香方之刺，遍及盈廷；人士共仇，证成其狱。所云犬彘相遇之言，母弟饥寒之状，妹妾流涕之诀，皆由忌者横加诬蠛。夫以武子名儒，宣侯名臣，蔚宗承其家学，尝言耻为文士，其闺门无礼，岂至是耶？
蔚宗书中称引其先世之说凡三：《黄宪传论》称曾祖穆侯，《郑康成传论》称王父豫章君，《高凤传论》称先大夫宣侯，皆以见其前人学识品概，非泛泛指称。
蔚宗书本有志，自著于传中凡三。《公主传》云，事在《百官志》；《东平王苍传》云语在《礼乐舆服志》；《蔡邕传》云事在《五行天文志》。乃知当日志亦俱成，章怀谓托谢俨搜撰之言，恐都未确。
七月二十二日
校读《后汉书》宣秉张湛王丹王良杜林郭丹吴良承宫郑均赵典传一卷。蔚宗作传虽略依时代，而仍以类叙，故往往先后杂糅，自非史法。此卷所区，盖以清节，然自宣秉至承宫，皆世祖显宗时人。惟郑均，肃宗时人，而均一出即归，在朝日少，与诸人迥异。又其平生以至行称，故与毛义垃冢旌显。范氏既于刘平赵孚诸人传序，附见义事，则均亦宜入之彼卷，以著同风，今厕此中，已为不类。尤可异者，赵典生当桓世，行事迥殊，且籍在党人，名列八俊，谢承书中言以阉祸自杀，而范书曰病卒，章怀之注，颇致疑词。然思八俊中如李膺杜密王畅刘佑，皆致位公卿，声气盖世；朱寓荀昱魏朗，亦皆位二千石，卓为名臣。典既丽名，夫岂录录？乃蔚宗于典传绝不及其被党锢。于《党锢传》则但云赵典，名见而已，致令读者异为两人。近儒如钱氏大昕洪氏颐煊，皆沿斯说。考典传，言父戒为太尉，注引谢书亦谓戒之叔子，（叔子者第三子也。）其他出处参证皆同。谢书言与窦武王畅谋诛宦官，而范书《皇甫规传》；称规于桓帝末，讼言典与刘佑尹勋等正直多怨，流放家门，证以范书典传，时方以谏争违旨，免官就国。又传言典为大鸿胪时，以恩泽诸侯，无劳受封，奏请一切削免爵土，是皆其累忤宦官之明证，何得谓非一人耶？如以其先卒为疑，则王畅刘佑，亦皆先碎，谢书言畅亦下狱自杀。而范书畅传以为病卒，又得谓并时有两王畅耶？知谓谢书所称别一赵典，然则赵戒之子有两名典者耶？蔚宗此事，可谓失之眉睫，羼入此卷，弥为不伦。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十二月廿五日
以《群书治要》校《后汉书》。《杨震传》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还自敬德，《治要》作洗目改听。案《无逸》皇自敬德，《今文尚书》作况自敬德。《隶释》载汉熹平石经《尚书》残碑，况作兄，兄即古况字，王肃《尚书注》训为滋益。石经用今文，杨震受欧阳尚书，故此疏用今文作况自敬德，因误作洗目改听，皆因形近致讹。章怀注仅引《古文尚书》皇自敬德，后人不解况字，遂改作还字。幸《治要》四字皆误，转可以推求而得。邢励谓思误书亦是一适，此类是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八月初五日
夜校注《后汉书》郑康成传。惠氏引《高士传》。言墓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砺阜，五十当是十五之误。唐史承节所撰《郑公碑》，言在高密县城西北一十五里砺阜山之原是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二月十一日
夜又大风，校《后汉书》蔡邕仲长统两传。邕著《释诲》中速速方毂，夭夭是加，后人因此疑《诗》之天天是栋，当作夭夭是栋。章怀注方毂为并毂，而夭夭无训。案陆氏《释文》蔌蔌方谷，本无有字，以作方有谷者为非。惠氏士奇谓方毂定出齐鲁诗。阮氏元谓速毂字所传本异，而以毛作谷为借字，当依章怀训方毂为垃毂。近人保山吴氏树声以段懋堂谓钱塘张宾鹤言亲见《蜀石经》作夭夭是栋，遂驳段氏斥蜀本为误之武断，而以毛作天夭为误。谓夭夭者少盛也，夭夭是栋，言民之壮盛者皆被残破，所谓民今之无禄也。毛《传》谓君天之在位栋之，既以君释天矣，在位二字非横添乎？郑《笺》谓天以荐瘥天杀之，王者之政，又复栋破之，既以天之荐瘥释天夭矣，王者之政四字，非横添乎？其说甚辩。慈铭案蔡氏本习鲁诗，所传本容有不同。蔌蔽方谷，《释文》本无有字，今作方有谷，自为衍文。至《释诲》此节，云华离蒂而萎，条去干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毁其满，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渐亦牙。速速方毅，夭夭是加，欲丰其屋，乃其家。玩其上下文义，所解当与韩毛谊同。（韩诗同毛，见章怀注。）皆谓小人方逞其得志，而天罚已加，方字与是字对，毂乃谷之误，速乃蔌之借。方谷者，谓方食禄也。速速不必定以夭夭重字为对，古人文皆如是。若如吴说，以天天为壮盛，则何以云夭夭是加乎？天夭是栋者，谓天既天之，而是复栋之也。毛以在位释是字，郑以王者之政释是字，皆不得谓之横添。段氏阮氏以蔡传夭夭为讹字是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一月十八日
校《后汉书》。是日检《张敏传》、《仲长统传》，一切二字，《蔡邕传》所载三互法事，注皆不明。惠氏取小颜说，以一切为权宜。予记近人有详辨之者。因遍翻所有书不得，忽扰之甚，至于倾几碎盘，流汗录指，读书健忘，其苦如是，亦可笑矣。
十一月二十日
《后汉书》、《蔡邕传》，邕上疏有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之语，不言其后有子否也。其女文姬传谓曹操愍邕无嗣。案《晋书》、《羊祜传》，祜为蔡邕外孙，讨吴有功，当晋爵土，请以封舅子蔡袭，遂封袭关内侯。是邕有孙，昔人已有言之者。今案《世说》、《轻诋篇》注引《蔡充别传》曰，充祖睦，蔡邕孙也。则邕孙不止一人，尤为明证。充司徒谟之父，《晋书》作克，附见谟传。（邕女文姬。人尽知之。其一女适上党太守泰山羊衙，生女为司马师夫人。晋武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居弘训宫，称弘训太后，殁谥景献皇后，追尊母蔡氏为济阳县君。谥曰穆，即枯之母也，祜传称其贤行，较文姬焉生色矣。）
同治甲戊（一八七四）九月二十日
大抵南朝自刘宋以后，不甚讲考据。范蔚宗《后汉书》足称良史，又承武子家法，最重郑学，而《后汉书》中有三事之失，关于学术不浅。郑君传不举其所注《周礼》而载其《孝经》，致历齐及唐，辩论不决，此一失也。《儒林传序》称《熹平石经》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致古今聚讼，此二失也。《卫宏传》言宏作《毛诗》序，致宋以后人集矢《小序》，此三失也。卫宏作序之说，后人虽为辨之，谓是宏别作一书，非指《小序》，然终无以关人之口。且汉人解经，亦渺有名序者。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五月二十五日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注》引《代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御览引世本作蛋，古无蛋字。）也。又引《代本》曰，廪君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婴此即相宜，云（疑当作子。）与女俱生，宜将去，（御览引世本宜将上有弗字，惠氏栋谓去即弃字。）盐神受缕而婴之，糜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也。又传文自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至麋君于是君乎盐城凡二百有二字，章怀注云此已上并见《代本》。所云《代本》即《世本》，章怀避丈宗讳改之也。惠氏补注言《御览》引《世本》文，大略相同。《世本》有传有记，又有别录，见《新唐书艺文志》，此当是传记或别录之文，盖奉载有四裔事也。自来辑《世本》者，自明及国朝吴氏雷氏孙氏，皆不之及。嘉庆中江都秦氏嘉谟据洪氏论孙辑本，更延顾千里氏补订孜正，较旧增十之六七，褒然成帙，而此尚见遣，盖不知《代本》之即《世本》也。记之以见读书之难。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十月十四日
△后汉书补表（清钱大昭）
夜阅钱可庐《后汉书补表》，凡八卷。首曰诸侯王表，次曰王子侯表，次曰功臣侯表，次曰外戚恩泽侯表，次曰宦者侯表，次曰公卿表。其书考订精密，多驳熊表之误。然东京之司隶校尉，职任綦重，阳尹以下七郡守，皆其所属，实不可以不表。钱氏置此而表河南尹，盖谨守班表之例，不敢出入。连平练童子恕撰《后汉公卿表》，乃列司隶而舍河南尹，毛生甫亟称之，然二官究宜并列也。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十一月二十日
终日校正钱晦之所补《后汉公卿表》，其谬误盖不胜指。以大将军与度辽将军并列一格，在司空之下，尤为乖舛。大将军位在三公上，度辽将军任为边将，秩二千石，与刺史太守相更代，不敢望九卿，高下杂糅，几昧官制。又光武时军中所置大将军如吴汉杜茂景丹，皆草创权置，实不过一将之任，与西京霍光王凤之为大将军，及永元后窦宪等之为大将军，爵秩权任，尊卑悬绝，而一概列之。钱氏讥熊表不明体例，而所表实未大胜熊氏。又表中诸人所迁徙之官，或有不列于表者，自宜书明徙何职，而亦但书曰迁，令人莫可寻究。其余官爵回互，举罢舛漏，层见叠出，疑是未定之本。而其子同人等遽以付刻，嘉定秦氏又不知校勘，误字甚多。予尝谓史表如王侯封嗣，无甚关系，惟公卿为治乱所出，深裨考证，而作者草草为可惜耳。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五月初八日
《后汉公卿表》中致误之故，盖由拘于班例，不敢出入。然西京武帝始命卫青以大司马冠大将军，位次丞相。其后霍光为之，权侔人主，而班尚在丞相之下，（观霍光传奏昌邑王事可知。）非东京比。（袁绍拜太尉时，曹操为大将军，绍耻班在操下，让位赵岐。操惧，乃以大将军让绍，自为司空。）西京度辽将军始于范明友以卫尉兼拜，其任颇重，故班氏俱入第四格将军之列。（班表只标列将军。）东京度辽则有专秩比太守，此史表当随时变易者也。
五月初九日
△续后汉书（宋萧常）
阅萧常《续后汉书》。萧氏学识未精，不能知陈氏作书之意，其所采亦不出原书及注，而于吴魏人事，务从刊落，曹氏尤为简略。其以陈登袁涣邴原陆续四人为未尝忘汉，拔冠列传，在诸葛忠武之前。然陈袁犹为有说。邴陆既未与昭烈交，而邴仕曹氏，累居右职，陆仕孙吴，官至将军，强为汉臣，殊非史体。其未附音义四卷，颇兼订陈氏之误，亦有可采，而音诂多疏，间附议论，且自明其书法，尤近迂腐。惟其大恬自正，文笔亦洁，其法班氏，以论为赞，亦颇能自抒所见。如《昭烈吴后赞》，讥昭烈事势与晋文公在秦时异，不得援怀赢为口实，以法正为逢君之恶，而以赵云不肯娶赵范之嫂相形。诸葛赞全载广汉张拭之论，以不能谏立吴后，且为之持节册诏，又不赂辅后主行三年之丧，且未瑜年而改元，为诚有余而学不足。崔林赞讥其议驳鲁相秩祀孔子之请，以为蔑师侮圣，与唐归崇敬之请东面祀孔子，其妄正同。而举宋艺祖不拜相国寺浮屠像，独至国学北面再拜，为足垂法百王。王肃赞讥其请号汉献为皇而不帝，以为妄贬旧君，曲学阿世，为无忌惮之小人。皆义正词严，有裨名教。它若以赵云通达治体，于关张诸将中为最优。以魏延之请由褒中出子午谷攻关中为奇策，必可得志，而武乡不用为失事会。以华歆之牵后坏壁，郗虑之奏收孔融，为死党于操，皆名德自居，而枭獍其行。以锺繇陈群之议复肉刑，为助操杀人。以辛毗之为袁谭使曹操，而陈说二康之必亡，为卖主以图己进身之基。以东京为亡于贾谢。以司马温公称荀或为仁，其谬同于花史。皆识断独优，多前人所未及。《四库提要》举其《昭烈纪》所云封陆城侯，与陈志云封陆城亭侯异，不知其所本，则萧氏于《音义》首一条，已据《汉书》、《王子侯表》言之甚明。案班表中山靖王子贞封陆城侯，固无亭字；而《地理志》中山国下有陆成县，则贞之为亭侯、县侯，固未可定，萧氏去之是也。（顾亭林钱竹汀皆据西京无亭侯之说。）封陆城侯者为昭烈之先世，《提要》不分晰言之，几似为昭烈之封矣。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四月十五日
△三国志（晋陈寿）
阅《吴志》大略毕。承柞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合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晋书南北朝史》又专务文藻，而笔力不及，宜马班之高视千古也。
三国时，魏既屡兴大狱；吴孙皓之残刑以逞，所诛名臣，如贺邵王蕃楼玄等尤多。少帝之诛诸葛恪滕胤，皆逆臣专制，又当别论。惟大帝号称贤主，而太子和被废之际，群臣以直谏受诛者，如吾粲朱据张休屈晃张纯等十数人，被流者顾谭顾承姚信等又数人，而陈正陈象至加族诛，吁，何其酷哉！自古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独刘氏立国四十三年，仅一黄皓以弄权闻，然亦无所陷害。昭烈惟诛刘封彭秉，后主时惟诛刘琰杨仪，四人皆以罪死。其夷族者惟魏延，则以杨仪等文致其反状也。然则先主孔明之治蜀，有万非魏吴所及者，作法于厚而国祚不延，天厌汉德久矣，论古者于此有深喟耳！
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朱弁《曲洧旧闻》称苏子瞻尝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何不为之？东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后南宋人萧常撰《后汉书》，以蜀为正统，其所采事皆不出注中也。
咸丰己未（一八五九）二月初三日
阅《三国志》辛毗杨阜高堂隆徐邈胡质王昶王基王凌毋邱俭诸葛诞邓艾锺曾传。升平为曹魏大儒，立朝正直，亦有古人臣风，而劝明帝改正朔，用地正建丑，以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夏四月，此与唐武后之改用周正建子，新莽之改用商正建丑，先后何异。承祚讥其意遇其通，于传中略见其事，不详载议论，可谓有识。王子师为汉末忠臣之最，杀身湛族，仅遗兄子晨与凌二人，而彦云尽忠于魏，复灭其嗣，此天道之不可知者。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三月十四日
阅《三国志》魏三少帝纪。高贵乡公经术文章，咸有师法，留心政事，常以夏少康为念，真三代后不多见之令主。其决计讨司马昭，亦不失为英雄。后人见其败死，谓之寡谋轻举，为鲁昭公之续。不知楚庄王之讨斗椒，叔孙昭子之讨竖牛，卫献公之讨宁喜，汉桓帝之讨梁冀；即同时若吴景帝之讨孙琳，后世若宋文帝之讨徐傅谢晦，周武帝之讨宇文护，皆冒险奋发，卒底于成。事机之会，间不容发，勇决速断，固除乱之首务矣。后世人君，狃于鲁昭高贵之事，因循容忍，以酿大祸者，不知凡几，可胜慨哉！高贵自言政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二语慷慨激烈，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元魏孝庄帝谓宁与高贵乡公同日而死，不与常道乡公同日而生，二君英武，异代同符，其皆不免，则天也。观《齐王纪》中历载其通《论语》，通《尚书经》，通《礼记》，皆遣使以太牢祀孔子颜渊；高贵养老乞言，亲行古礼，以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皆穆然有东汉之风，令人起敬。操尚权诈，丕尚词章，皆不重儒，而二君乃有此事，不可谓非高堂叔平等之功也。观《高贵纪》所载太后追废之诏，丑辞诬诋，令人发指。以贤如髦而致斯惨酷，操之余殃甚矣。其时儒学重臣，若王祥王沈高柔裴秀卢毓辈，皆坐视此变，附和贼臣，经术之害，固有甚于匡张孔马者焉。
三月十五日
阅《魏志》、《蜀志》。陈氏本无《魏书》、《蜀书》、《吴书》之名，概题为志，后人误以标目。刻十七史廿一史者遂皆沿之，流俗所当正者也。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七月十九日
阅《吴志》兼读《后汉书》。汉儒之学，至康成而极盛，然由此骤衰。盖三方鼎峙，戎马纷纭，精庐不存，学侣四散。蜀限一隅，无可言矣。魏之大儒推王子雍，吴之大儒推虞仲翔，皆著书教授，门徒甚盛。肃之《圣证》，务难康成；翻之解经，又好违郑。时惟乐安孙叔然，独宗高密，称为大儒，著述群经，与肃措柱。又《魏志王基传》云：散骑常侍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盖亦中流中之一奎。其余则崔季，《传》称从郑玄学，姜伯约《传》称好郑氏学，仅一二见而己。邴原龙腹，夙有高名，与郑同郡，而孙宾石讽其往学，辄有违言。《蜀志》、《李撰传》云：撰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指归多同，足见当时风会所趋，大抵如是。盖日中则昃，月盈则缺，自然之理，无容疑也。《后汉书》、《郑康成传》言基为其门人，近儒钱氏大听谓基卒于魏元帝景元二年，据碑云年七十二，溯其生在汉灵帝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年庚辰卒，其时基仅十一岁，不得在弟子之列。陈氏景云谓基传不云尝师郑氏，盖私淑郑氏，非亲受业者也。高贵乡公临学讲经，独右郑氏，黜退王义，遂为司马氏所忌，旋致变殡。而侍中小同，先罹酰酷，学术所趋，世变系之，深可悲哉。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七月二十日
阅《三国志》、《吴书》。陈氏此志，本末析名何书。然《陆士龙集》与兄平原书，有陈寿《吴书》云云，则当时固已有此称，非后之刻《三国志》者所增题也。曹氏三祖并尊，后世称祖之滥，实始于此；而吴蜀皆不著其庙号。孜《孙破虏传注》引《吴录》曰，尊坚庙曰始祖。《三嗣主传》孙亮太平元年春注引《吴历》曰，正月为权立庙称太祖庙。陆士衡《辨亡论》下篇，亦云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是则坚与权皆有庙号。而自来纪载，但称曰武烈皇帝大皇帝，则由陈《志》失载故也。惟蜀之昭烈，盖欲上媲光武，故用二字谥，而以未定中原，故未加庙号耳。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闰四月二十二日
《三国志》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书表诏令，往复至万余言，鄙陋谄伪，辞费而言呐，文卑而气茶，承祚尽削之是也。然裴氏载之，亦足著当日之丑。其引孔子《玉版》及《易运期》、《春秋汉含孳》、《佐助期》、《诗推度灾》诸纬书，可备搜采。至引《孝经》中黄谶不横一等辞，引《易运期》谶言居东西有午等辞，则诸纬之谶也，与纬书不相涉，六朝以前，人皆能分别言之。自隋文禁纬，其书多佚，于是唐宋以后人不能辨之，往往以谶乱纬，而纬愈亡矣。孔子《玉版》即所谓《春秋玉版谶》，亦谶而非纬。许芝所引《汉含孳》曰汉吕魏、魏以徵，孜《文选》陆机《答贾长渊诗》注引《春秋保乾图》，亦有汉以魏徵、黄精接期、天下归高之语。芝又引《佐助期》曰汉以蒙孙亡，孜蒙孙二字，屡见《易纬是类谋》，有曰蒙孙之名生众妖，郑康成注，蒙孙重蒙之孙也。又曰网害之效慎蒙孙，又曰赤世顺蒙孙之详，郑注蒙孙君赤之孽名号。（案顺当作慎，详同祥，犹徵也，君赤之孽名号，当作苍赤孽君之名。）又曰赤世遭斯，蒙孙当冲，卒贵大嬉，道主之游，其语多不可解。郑注嬉咸言赤世之末，有有卒贵之人道为游之人黄门常侍者云云，尤谒误不可读。盖诸纬亡逸之余，断烂错谬，莫能是正。而近人侯官赵氏在翰乃因黄门常侍语，谓东京以宦官亡，而蜀后主继之。魏为常侍曹腾之子，郑君注纬已先知之，则其附会甚于许芝矣。纬惟《乾凿度》最纯粹，其文及郑注亦尚完善可读。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三月初二日
《蜀志》末《杨戏传》，载所著《季汉辅臣赞》，冠以昭烈皇帝，曰季汉，曰皇帝，以《先主传》中不敢正名而于此见之，此承祚最得春秋微而婉之恬者也。辅臣自诸葛丞相以下，凡五十三人，其本志无传而赞有其人，承祚自为之注者，邓方费观吴壹陈到程畿程祁糜芳士仁郝鲁潘浚等十人，各注于题下，辅匡刘邕等十七人皆注于赞中本句之下；此已是后人所乱。其末又一行云《益部耆旧杂记》载王嗣常播卫继三人，皆刘氏王蜀时人，故录于篇，其下又提行列王嗣三人传。何义门云益部以下疑皆裴注而宋本误同。钱竹汀云，承祚作《益部耆旧传》，见于《晋书》本传及《隋经籍志》，若杂记则《隋志》无之，或云陈术撰，亦必晋人，不应承祚遽引其书。盖裴氏于李孙德李伟南（孙德名福，伟南名朝，皆有传而承祚注之。）二人注下，既各列杂记以补本注之阙。而王嗣等三人姓名不见于承祚书，故附录以传异闻，此亦裴注之恒例。今刊本皆升作大字，读者亦认为承祚正文，则大误矣。而姚姜坞云蜀《李赞传》末言陈术著《益部耆旧传》及《志》，承祚或取其书，非裴注亦未可定。予谓古人著书无此体，承祚既有取于三人，何不为之立传，而忽羼它人著作于戏赞之末乎？《李撰传》固言陈术著《益部耆旧传》及《志》，未常有《杂记》之名。《华阳国志》、《陈寿传》云：自建武后，蜀郡郑伯邑太尉赵彦信及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皆以博学洽闻，作《巴蜀耆旧传》。寿以为不足经远，乃并巴汉，撰为《益部耆旧传》十篇。又《汉中士女传》云：陈术字申伯，作《耆旧传》者也，失其行事，历新城魏兴上庸三郡太守。是术本不称杂记甚明，钱氏之说是也。惟术实季汉人，常璩列之后汉燕邡赵嵩之后，承祚附之蜀《李撰传》亦云历三郡太守，而钱氏以为晋人，则偶未孜及耳。窃谓刻《三国志》者，当以辅匡等十七人之注，皆移之题下，与邓方等十人注，皆升为大字，各较赞字低一格，而赞字皆升为平格。（今本赞某某皆堡二格，亦非。）其《益部耆旧杂记》以下皆低三格，以示存疑，不致相溷可矣。（今本益部云云低一格，王嗣等三人皆平格。）
五月二十二日
阅《三国志》、《高堂隆传》。隆上疏，有云夫六情五性，同在于人，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及其动也，交争于心。欲强质弱，则纵滥不禁；精诚不制，则放溢无极。情苟无极，则人不堪其劳，物不充其求，劳求垃至，将起祸乱，故不割情无以相供。由此观之，礼义之制，非苟拘分，将以远害而兴治也。数语可作《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一节义疏，是七十子所传之精理微言也。隆为高堂生后人，故能为此论。阮文达《性命古训》，未采及此。又其临终上疏云，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基踌，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其于后日司马氏之篡，事如烛照，谁谓儒者无益于国哉？
《王肃》传注引鱼豢《魏略》、《儒宗传序》云，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见在京师者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其言可为绝痛。盖魏之三祖，崇尚文辞，遂成风俗。故《高堂隆传》言自隆与苏林秦静卒后，学者遂废，至于正始而何平叔诛，甘露而郑小同酰，高贵乡公励精好学，间世一出，而所余王沈王业司马孚锺会等，皆人奴国贼无足与言，发愤锄凶，转婴酷变，而魏遂不可为矣。国之将亡，学殖先落，承祚于三少帝纪中，备载高贵讲学往复之言。承祚史裁最简，此独不厌其详，且高贵为司马氏之所最恶，而绝不顾忌，此其所以为良史也。
《魏略》载董遇善《左氏传》，为作朱墨别异，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由是无传。其朱墨者，朱墨别异，盖章句点读及表谱之学也。《儒宗传序》言台阁试诸生，不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字指谓字之音义也；墨法点注，则谓句读也。《经典释文》隋唐书《经籍志》皆载董遇《左氏传章句》三十卷。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二月初九日
《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志林》曰，权召恪辅政，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案《论语》再斯可矣，唐《石经》作再思可矣，皇偘《义疏本》及《高丽本》俱作再思斯可矣。传注所据，盖古本相传如是。故郑君注云，文子忠而有贤行，其举事寡过，不必及三思也，全是美辞，而无讥意。恪之言亦用郑义，故岱无以答。皇本思下加斯字，语意便含不足，故皇《疏》云非美之之辞，已与郑义相反。今本去思存斯，则语气不完，而朱注更以三思为非，尤误中之误矣。惟文子实不得为贤，郑《注》亦失之忠厚。近儒谓夫子言文子何尝能三思，但肯再思已可矣，此解得之。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二月二十八日
点阅《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其言西域诸国道里最详，惜夺误太多，无从校正。然其最详者大秦一国，而此国境古今沿革，独为茫昧。班书仅于乌戈山离国下云西与犁轩条支接，其下但言条支，不言犁轩，而条支亦小国，为安息役属；又称条文善眩。而安息国下云，以挈轩眩人献于漠，是犁轩与条支实二而一者也。范书亦言条支为安息役属，置大将监领之。《魏略》亦云安息役属条支，号为安息西界，而范及鱼氏并云大秦国一名犁轩。（范作鞑字通。）魏收《魏书》谓波斯国古条支国，今西印度界中尚有波斯一国，号白头回，而敖罕（亦作浩罕，又作霍罕。）国西之布哈尔（哈亦作噶。）国相传以为即古大秦。其地距叶尔羌四十驿，西北界俄罗斯。道光二十二年或言其并灭敖罕之地，盖非实也。范书《西域传》，皆本安帝时班勇所记，已盛夸大秦。孟坚为勇之诸父，其撰《汉书》，在章帝时，相距匪遥，何以一无纪述？且所载宫室制度民物技艺，语皆近夸，《魏略》尤极形容。而蔚宗云，桓帝延熹九年，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则已疑其说矣。又《魏略》言从安息界乘船，凡渡大海六，乃到其国。孜安息一国，今亦不知何地，或以为即回教祖国默克（默亦作墨。）等部。亦在西印度，则转在布哈尔之西；而自伊犁以西，腧葱岭至各回部，何处须渡大海？是其道里皆不合也。班书但言条支国临西海，范书亦言大秦国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且载自安息西南行八千里，乃渡海至大秦。魏收书云，大秦国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从安息西界循海曲至四万余里，虽与鱼略言稍殊，而皆云渡海，则在海外可知。今合诸书所记观之，知大秦实即今欧罗巴洲大西洋诸国也。魏收书云，其海傍出，犹勃海也，而东西与勃海相望，盖自然之理，此正明言东西洋之别也。范书鱼略皆言其王无常主，国有灾异，辄废而更立贤人，受放者甘黜不怨，此正今法兰西诸国王皆民建，废立不常之事也。鱼略言其别枝封小国有驴分王，驴分即古西洋之罗马大国，见于艾儒略等书，作罗汶或作罗闻者是也。范书言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坚之，宫室皆以水晶为柱，此正如今西洋诸国之制。鱼略言其宫室为重屋，范书言其城邑周圜百余里，又皆言其人民连属，终无盗贼，今英法诸国皆然。鱼略言其别分诸国，如泽散驴分且兰贤督泛复干罗诸王，皆分治海中，不知里数；范书亦言其小国役属者敷十；此正知昔之罗马强时，统一欧罗巴洲之地，今英法诸大国亦各役属小国也。鱼略言其国有织成细布，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或曰野蚕茧所作，（范书亦云。）又织成氍毹疑毡厨帐之属，皆好，其色鲜于海东诸国所作，此正如今西洋呢锦洋布之属。范书言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鱼略言有草木十二种香，此正如今西洋之香水。鱼略言其常利得中国丝以为胡绫，此即今犹然。鱼略言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案范书已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出海西，至大秦。今西洋自地中海出印度北境，可由陆道至葱岭东西诸路，而欧罗巴东境正当俄罗斯国都，皆陆道也。水道由缅甸通云南达安南，正其明证。魏收书所云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者，曲字涉下文而衍，此言其水道也。所云从安息西界循海曲至四万余里者，此即言其陆道也。范书言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魏收书言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案自汉以来所见诸夷国名，皆本其方言，略无文义，大秦必非当时国名，盖其商贡之人，夸于中国，以汉承秦后，自谓大秦，以见其大于汉，犹今之称泰西称大西洋也。范书言有飞桥数百里，可渡海，亦其夸诞之言，至今犹然。盖西汉及东汉之初，商舶不通，故言西域者，至条支安息今印度之境而止。范书云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掾甘英穷西海，始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至大秦，而为安息西界船人所劝止，终不知其国之何若。安顺以后，商货忽通，产物奇异，故班勇所记以及华娇《汉后书》（范书多用书。）鱼豢魏收之流，遂盛相夸美其国，盖亦于汉晋时为盛，至南北朝后已衰，故《隋书》已不见。唐时为拂秣国，《旧唐书》、《西戎传》云，拂棘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其所载大率与《后汉书》、《魏略》同。又云王宫第二门楼中悬一大金称，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十二时。为一金人，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九辄落，铿然发声引唱，豪厘无失，此即今西洋钟表之制，拂秣盖即佛郎机，今称法兰西；拂佛法秣郎兰皆同音递转，西机其余音，是则大秦为今之欧罗巴洲诸国无疑也。近人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寰志略》皆谓欧罗巴之意大里亚国即古之大秦，其说近矣，而未与诸书相证明，故世多不信。且意大里亚为昔罗马建都之地，盖即《魏略》所云驴分王，仅大秦之别国，不若以欧罗巴全境该之。若徐星伯等但据《汉书》犁轩一语，求之于西域诸国，遂以为布哈尔即大秦，景响附会，核之今西域回部至印度之地，何处容此一大国？更何有如诸书所称者乎？惟大秦盖萌芽于周，（海国图志等书皆云罗马崛起于周幽王时。）兴于秦，极盛于东汉之世，至晋以后渐衰，《唐书》所纪，亦多本鱼魏诸书。而云贞观后大食强盛，遂为臣属，盖啼时亦惟因其贡使闲至，（言贞观乾封大足开元时凡五贡。）略有所闻，其商舶贸易往来，当已久绝，故究不知其国境所在，幸《魏略》言之最详，得以疏通证明焉。罗马衰后，分并不恒，至元以后，始复渐强，故明世大西洋商贩富庶，珍物流溢，至今日而又极盛矣。机巧日出，侈丽滋生，瑰奇怪诞，不可思议，不可究诘，而其国亦内耗，俗亦日敝，日中则昃，月盈则食，理之常也。
光绪庚辰（一八八○）十月十五日
《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朱育问对云：其女则松杨柳朱、永宁瞿素，（案松杨当作松阳，今处州松阳县，后汉建安四年置。永宁即今温州永嘉县，东窜水和中骂置。）或一醮守节，丧身不顾；或遭寇劫贼，死不亏行。宫本考证曰：瞿一作翟。慈铭案：《艺文类聚》人部二引《列女传》（案此处自汉中赵高妻以后据本书人部十九及太平御览人事部所引，盖皆皇甫谥列女后传之文。）曰：会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适遭乱。贼欲犯之，临之以（人部十九此下有白字。）刃曰：不从者，今即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杀，不可得而辱。贼遂杀素。又人部十九引皇甫谥《列女后传》曰：（自不可得而辱句上文皆同。）素婢名青乞代素，贼遂杀素，复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耻获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为？贼复杀之。《初学记》人部引皇甫谥《列女传》、《太平御览》人事部引《列女后传》亦皆作翟素，盖作翟者是也。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十一月初三日△三国志辨误（宋阙名）
夜阅《三国志辨误》，守山合本也。分上中下为魏蜀吴三卷，共只十七叶，言蜀者只二叶耳。不箸撰人姓名。《提要》疑为陈景云而又不能决。其书仅取误衍之文，略加孜正，多有可取。惟《虞翻传注》一条，云桓文遣之尺牍之书比竟三高，云文当作王，谓长沙桓王也。案此上文云，近者太守上虞陈业洁身清行遁迹黟歙云云，予初校《三国志》，亦疑桓文当作桓王，曾札记之。后读《水经》、《渐江篇注》云，沛国桓俨避地会稽，闻陈业履行高洁，往候不见，俨后浮海，南入交州。临去遗书与业，不因行李，系白楼亭柱而去。孜《后汉书》桓哗字文林，一名严（注引东观记严作磺。）初平中，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吐，晔即俨也。严碾皆俨之误，乃知此注所云桓文者当作桓文林，脱去一字耳，非桓王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正月二十三日
《三国志辨误》有两伍琼，皆汝南人，皆字德瑜，一官城门校尉，一宫越骑校尉，先后为董卓所杀，此由裴世期以《英雄记》言伍琼字德瑜，汝南人，谢承书言伍孚亦字德瑜、汝南吴房人，疑孚为琼之别名，抑别有伍孚而未详。《辨误》以《董卓传》载伍琼与周毖同被杀在未入关前，而《荀攸传》载伍琼同谋刺卓在入关后，与谢承书所载伍孚刺卓，似同为一人，遂以为前后有两伍琼，而一又名孚。予案谢书载孚之刺卓，不言何时，而陈《志》、《荀攸传》亦不载伍琼之死，细窍之，实止一入耳。范蔚宗《后汉书》兼采群籍，以一称伍琼，一称伍孚，遂分载于《董卓传》，以为两人两事。据陈《志》、《董卓传》无入关后刺卓之伍孚，谢《书》又不言有与周毖同死之伍琼，明是同此一人，而所纪互异。试思同郡同姓名同字同官列校同死卓难，岂有此事耶？《苟攸传》所纪，必是误文，盖攸之谋卓与苟爽同，皆其家传所附会，不足信。
七月初十日
陈少章《三国志辨误》举注文误入正文者两条。一《王肃传评》，以王肃亮直多闻能析薪哉句止，下文刘以为肃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云云，乃裴氏注文；与《谯周传评》后注引张以为云云，正同。一《谯周传》末周三子熙贤同。少子同举孝廉，除锡令，东宫洗马召不就，传文已止。下云周长子熙，熙子秀字元彦，乃裴氏注文，下接《晋阳秋》曰秀性清静云云，今本皆溷为正文。其说甚确，然尚有不止是者。《邴原传》末附张泰庞迪张阁三人，其文云是后大鸿胪钜鹿张泰、河南尹扶风庞迪以清贤称永甯，太仆东郡张阁以简直闻，传文已止；其下云杜恕著《家戒》，称阁曰张子台视之似鄙朴人云云，乃裴氏注文。阁与泰迪一例，不容独赘它人称阁之语。裴注屡引杜恕《家戒》，此固不辨可知也。《步陷传》末附其子阐降晋事，云陆抗陷城斩阐等，步氏泯灭，惟绍祀，传文已完。其下云领川周昭著书称步隙及严峻等曰云云，其文甚长，凡七百余言，且并及顾豫章（劭）诸葛使君（瑾）张奋威（承）三人，皆泛论其美，辞恬重沓，全无事实，必非承祚所取，其它传中绝无此例。其末又附见周昭本末而目录《步隙传》下，垃不出周昭姓名，则本为注文无疑，后人传录误连之耳。承祚史裁简要，类此可推。（三国志辨误三卷。四库目录不著名氏。今按钱氏廿二史孜异诸史拾遣所引陈氏景云说，皆与之合，文句亦同，王肃传评一条。徐详传佚一条，钱氏养新绿引陈少章说。亦一字不异。陈氏著文道十书，仅刻四种，故此书只有钞本。提要因何义门读书记引陈少章谓杨阜傅明帝被青绫半袖袖疑衍字，而此书无此一条，遂以为非陈所著。不知陈为义门弟子，此条何氏又证以宋书五行志，已著之读书记中，故陈氏削而不载，且陈氏之书，其子黄中及门人于各书评识中录出。自有所遗，故钱氏所引亦有此书所无也。盖提要未见钱氏书故也。）
十二月十三日